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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後(After the war)

心无寸土,纸有粒尘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一个“艾滋病家庭”的绝望与恐惧  

2010-11-27 12:40:19|  分类: 原创新闻作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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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阴影下的农民(一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艾滋病的恐怖、死神的阴影日夜笼罩着他们:

      一个“艾滋病家庭”的绝望与恐惧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报记者  周冰忆水

 

  

一个“艾滋病家庭”的担心和恐惧 - 周冰忆水 - 戰後(After the war) 

我与艾滋病感染者韦平安在一起。

 

 

10月,本报推出了“留守妇女系列”,11月,本报推出了“留守儿童系列”,讲述了农村种种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和他们的希望,读者在给予好评的同时,也告诉我们,真正的最弱势的农民群体,不是妇女,不是儿童,也不是老人,而是一个最特殊、最绝望的群体——艾滋病阴影下的农民。他们是最不易被人注意到的一个独特群体,他们也是最需要帮助,最无助,最困难的群体,因为他们承担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,每一位艾滋病患者,头顶上压着两个沉重的大字:“死亡”,他们的家庭,都带着一连串挥之不去的符号:重病、贫困、歧视……在12月1日“世界艾滋病日”到来之际,本报记者走近这个最弱势群体,倾听他们的故事,并希望每个人都能真诚地对待他们,帮助他们。由于种种顾忌,他们的名字、地址、工作单位都没有用真名,但他们的故事,都是最真实的故事。

虽然在采访之前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但韦平安在讲到她和她家人的经历时,仍然是战栗不已,泪流满面。11月22日,在广西红十字会办公室,记者见到了31岁的广西扶绥县艾滋病感染者、农民工韦平安。眼前的韦平安是一位身材瘦小黝黑,纯朴善良的典型壮族女性,虽然多年的劳动和疾病给她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忧愁,但仍然掩饰不住她年轻时的温柔淳美。“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一辈子都在辛苦干活,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,为何却遭遇这样的不幸和惩罚?”韦平安对记者诉说的心声,也是许多艾滋病患者、艾滋病感染者的心声。真正通过吸毒、卖淫等犯罪途径传染艾滋病的比例只是一部分,那些通过夫妻间传播、母婴传播、输血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,是真正的无辜者,韦平安和她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
韦平安和许多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,六七岁开始就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种地养猪,她渴望着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刻苦学习,来改变家庭贫困的命运,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但由于贫困,她没能读大学,20岁左右就离开农村,到南宁市打工。24岁时,韦平安与农民工陆明结婚,并一起打工挣钱,建立温馨小家,一起憧憬未来。

没想到,陆明在婚前在打工时,曾经耐不住寂寞,有过吸毒的经历,在陆明吸毒的过程中,因为共用吸毒针具,陆明不幸感染了艾滋病,由于艾滋病病毒潜伏期有9~10年之久,前期并无发病症状,所以陆明自己也并不知道——他在婚后与韦平安的夫妻性生活中,陆明又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韦平安,韦平安也毫无知觉,每日拼命工作,打两份工来挣钱。2005年,陆明和韦平安生下了儿子瓜瓜,这个孩子也通过母婴传播渠道,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——一个艾滋病家庭,就这么形成了,三口之家却浑然不觉。

2006年开始,艾滋病病毒开始攻击人类身体的免疫系统,陆明发现自己的身体情况很糟,整天头痛、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腹泻,体重在急剧下降,原来能提两桶水上5楼,现在提一桶水上楼都喘气了。他想起多年前曾经吸毒的经历,不祥之兆笼罩心头。在医院作了检查,发现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,陆明顿时五雷轰顶:既然我是艾滋病感染者,那么我妻子和我儿子也是艾滋病感染者?!再一查,果然一家三口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!这个刚建立不久的小家庭,顿时面临全面崩溃。

艰苦的日子从此开始。韦平安告诉记者,虽然国家对于直接治疗艾滋病的费用是免费的,但一些检查费、并发症治疗费、中草药的费用、来南宁取药的交通费等,是不能免费的,这样一家三口用于艾滋病的支出,每个月都在1000多元以上。以前曾有“无国界医生组织”帮助负担了一部分,但现在这个组织的援助撤离后,家里负担日益加重,而家庭收入却在日益减少——因为她的丈夫由于艾滋病感染疾病病发,身体已经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;孩子又在日益长大需要费用;一家三口,只剩下了韦平安一个劳动力。

更可怕的是,这个艾滋病家庭,被亲戚断绝了关系。2006年,刚刚检查出感染艾滋病时,需要大量的治疗检查费用。韦平安与陆明曾向双方家庭求助,但孩子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一听说“艾滋病”三个字后,立刻与这个可怜的家庭断绝一切联系,除了2006年丢过一次600元给这三口之家,将他们扫地出门后,三年多来,所有的亲戚再也没有来看过一次他们,也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们,没有给过一分钱他们。

虽然他们申请了农村低保,但每个月只有35元钱,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。男人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,每日躺在床上挣扎、痛苦、喘息;孩子又嗷嗷待哺,韦平安虽然也是艾滋病感染者,但她趁着自己还没有发病,还没有失去劳动能力,拼命工作,白天她帮人打工,晚上回家后又带着4岁的瓜瓜一起在灯下做手工,每个月收入在1000多元左右,勉强维持家中一个月的开支。这1000多元,除了支付药费,只剩下一二百元的生活费,她已经几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,家中伙食基本以粗粮蔬菜为主,一个星期才得以吃一次肉。

韦平安最担心的就是她儿子。现在两边家庭都不认这个无辜的孙子、外孙了,她知道艾滋病是不治之症,她和丈夫死去之后,这个孩子怎么办?今年11月,柳州市曾报道一位6岁的艾滋病小孩阿龙,父母都死去后,自己一个人在山中过着孤独的生活。她非常害怕自己的孩子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韦平安说,瓜瓜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,4岁就开始帮她干活、做手工、照顾父亲,这孩子一点错都没有,怎么就要接受这样可悲的命运呢?父母如何开口告诉孩子:“你无法像别的孩子一样成长,你的命运将十分悲惨!”一说到这里,韦平安就泪水涟涟……

由于韦平安以前一直都在外地打工,现在村里人还不知道他们一家是艾滋病家庭的事情。再多的安慰都显得苍白和无力,“我就是害怕,很怕很怕!”韦平安反复对记者说着这句话,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扛多久,她知道自己终有倒下的那一天,她每时每刻都害怕那一天到来,恐怖的阴影日夜笼罩着这个弱小的女子,她害怕一家三口再次被人扫地出门,害怕再次被人抛弃,再次被人歧视,再次陷入无助的绝望中,害怕自己的孩子那没有希望的明天。

 

 

 

我希望有心的人能与我联系(abcd771@163.com),我还会去看这个艾滋病家庭,也可能与你一起去看望这个家庭。我知道所做的一切,对于现实的补救已起不了什么作用,他们始终都会死去。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着想,从最悲观的角度着想,让她死得更快乐,希望她死去时,不要对这社会带有太多的怨恨,希望他们死去时,还能相信人类是温暖的。这就是我的希望。

 

(20101127  12:31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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